Saturday, March 24, 2007

我們是1989的最後一代

多月來生活上可改的都差不多一下子變了,所受的「文化衝擊」比當年赴英留學還要大,也更難適應.如果去倫敦是一次美好的經驗,那今次的大變則要用「難得的經驗」之類的廢話去概括.有些小東西都總算解決了(如 loft 後巷升來的臭氣終被簡易流體力學克服),不過還有好些更臭氣的東西不是一味疏導就可以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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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化衝擊」.就說天星碼頭的事件,回想還在SCM的時候,「我們」對於公共空間與及好些文化議題都有一套在大方向上幾近一致的看法.「我們」不單是指老師和同學,也包括家人和同是念文科的朋友.這些看法也不全是基於我們所念的書,作為一個在「城市內」長大的人,對於舊區的情懷即使不能從成長中感受到,也可從回憶之中拾回.而作為一個愛到處亂跑的人也真的切身感到企業空間的擴張把我可以「跑」的空間一步一步吃掉.對城市和國家的情感也和家人吃飯時寧看頭條新聞或傳媒春秋也絕不看和絕不知無線在放什麼劇的成長有關.

但這世界也有人經歷和以上完全相反的成長過程.好些價值即使大家都了解它的真,但不代表也有一樣的認同.香港原來真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對有些人來說拆掉天星就好像我們聽到阿富汗塔利班要炸燬巴米楊大佛一樣.都是錯但我卻沒有前者一樣的憤怒和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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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和家妹討論她文化研究的題目,在「文化界」不斷反對拆毀天星的同時,家妹提醒我不少文化人也說過文化中心應該立刻毀掉.文化中心或許真的難看,要立即拆也或許只是氣話.但對新一代來說,他(我?)們沒有經歷天星發生過的種種社會運動,過海則9成是地鐵1成是巴士.但文化中心卻是她小時參加合唱團所留下的種種回憶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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